第215章 监守自盗

    “石鼓？”

    鲁善工一愣，这是什么节奏？

    梁海生笑道：“石鼓是唐代出土的珍贵文物，上面有现存最早的刻石文字。字刻在石皮上，但当时石皮已经与鼓身分离。”

    “每个石鼓都有一吨多重，石头很旧，外部都风化，一不小心就蹭到字。当时我父亲跟专家商量很久，讨论如何打包。”

    “经过反复商量，使用浸湿的高丽纸覆在石鼓面上，用棉花轻按，使纸张接近石身，干后就固定在那里，即把石皮上的字紧贴于鼓身上。”

    “然后每个石鼓包上两层棉被，棉被外又用麻打成辫子，缠紧棉被。再把石鼓放在厚木板做的大箱子中，箱内用稻草塞严实，箱外包上铁皮条，这才保证那些石鼓毫发未伤！”

    鲁善工听完有些郁闷，忍不住试探道：“这么多文物千里迢迢居然没有丢失？”

    梁海生没有听出话外音，得意道：“按照规定文物每到一个地方，出发时间、运输工具、转岗、转车、转船，故宫人必须有文字记录。”

    “我父亲是三路总负责，为此签下的字不计其数，即使对扛箱工，也有牌子管理法。那时候一个扛箱工要从出库管理员手里拿一个牌子，箱子运到，牌子就交给入库管理员。”

    “一个牌子算一个活，摔了箱子要登记。出库入库管理员都由故宫人担任，运完两边要对牌子，核对好，签字画押后才能发车，有点差错就走不了。”

    “巧合的是，从1937年最后一批文物离开金陵，到1947年文物回来，两个日期竟是同一天。完整如初的文物，其实已走过千山万水，跨过整整10年。”

    鲁善工暗自叹气，突然又想起什么，既然没有丢失，追问道：“战乱期间能用的仓库都非常天然，不是祠堂、庙宇，就是山洞。南方天气潮湿，白蚁滋生，几年下来，那些书画、青铜器，怎么受得自然的侵袭？”

    丢不了，总有破损的吧？

    “哈哈哈，你算问到点上喽！”梁海生品口酒，洋洋得意道：“为解决这两大问题，平时要请治蚁专家，药物祛蚁。天气晴好、相对平安的时候，还要把文物定期拿出来整理、晾晒。”“晾晒是个技术活，哪一箱需要晒，随行专家都是内行，每次晾晒都要有专家在场，有卫兵把守，有几个人签字。有的必须专家亲自动手，工人主要是协助。”

    耿宝昌回忆起当年的时光，唏嘘道：“那段经历我毕生难忘，还记得在安顺华严洞和巴县飞仙岩，几乎都四野无人，非常僻静。”

    “我和同事们经常在露天场子里，看老祖宗最好的瓷器字画，晚上就跟随行家眷的孩子们玩文物接龙，你说朝代，我说画家，他说作品，玩的不亦乐乎。”

    “后来参观去宝岛故宫时，不时能在字画里发现我的很多旧相识。那时候，我们曾近在咫尺。”

    “我父亲上班、下班，天天如此，就算轰炸的时候也一样。那首先不是一种生存手段，而是一份兴趣和事业。”

    梁海生动情道：“在故宫人眼里，文物神圣。把文物交到你手里，是莫大的光荣，所以必须兢兢业业地担当，否则就算死后，祖先也会指着鼻子骂你是不孝子！”

    “你还记得老庄吗？”耿宝昌问梁海生道：“就是那个整天喜欢唱戏的老人？”

    看见梁海生笑着点头，给鲁善工解释道：“庄尚严一路保护文物到宝岛，后来出任台北故宫副院长，直到1969年退休，为故宫工作45年。”

    “有人曾送他一方图章，上面刻着老庄老运好。‘庄’是‘装’箱的谐音，‘运’是运气的‘运’又是运输的‘运’，老爷子爱不释手，晚年还自称守藏吏，到死这件事也是最大骄傲。”

    “是啊，景仁殿再大，也填不下好人的爱国之心！”

    梁海生双眼微红，慢慢站起身，举起手里的酒杯，大声道：“文物南迁，是一场举国合力完成的奇迹，绝对不是一个博物院院长、几个知识分子就能做到的！”

    “那个时候有军队护卫，有人民支持。文物运出京城时，每节车厢都有军警保护。火车经过的每个分段，地方都会派出军力。”

    “一些路段还设有骑兵，沿路跟着火车跑。到乐山，存放文物需要占用人家的祠堂，几个村子的族人没有二话。”

    “包括到人生地不熟的地方招募工人、找船，谈价格这类事，很多地方百姓都会包下来，其中很多人甚至目不识丁，但听说是咱们国家的文物，从来没有二话，都觉得这是责任。”

    说完把酒轻轻洒在地上，表示对前辈的敬意。鲁善工也站起身，同样做，然后又敬两位老爷子，没有他们的无私奉献，就不会有故宫今天。

    “哎，难道真没有任何线索？”

    鲁善工有些丧气，十几万件文物千里迢迢居然没有少一件？

    自己如何下手！

    “说起这个，让我想起当年的另一个案子。”耿宝昌灵光一闪，脱口道：“当年故宫院长易培基，伙同其女婿李宗侗监守自盗，携卷大量国宝逃匿无踪。”

    “咦？真有这种事！”

    鲁善工眼前一亮，赶紧追问道：“什么情况？”

    “易培基，故宫第一位院长，当年马衡只是副院长。他的女婿李宗侗，是故宫秘书长。”

    耿宝昌不知道鲁善工为什么如此感兴趣，不过既然说起来，闲着也闲着，反正没有外人，继续道：“易培基担任院长后，在陈列展览、藏品保管、分类编目，文献整理及汇编出版各个方面都取得比较突出的成就。还创办《故宫周刊》，随后陆续出版四五种期刊。”

    “那段时间称得上是故宫建院的鼎盛时期，但易培基担任院长后，因财政部一直一文不发，经费没有着落，捉襟见肘。”

    “为弥补维修破旧故宫的开支，他一方面发动党政军要员捐款，另一方面，听从几位理事提出的建议，说是有相当数量的宫廷遗物不是文物，没有必要留存宫中，可以通过向社会公开拍卖加以处置。”

    “比如金砂、银锭、茶叶、绸布、药品、火腿、山珍、皮货等，有的已在宫中存放数十年、上百年，数量甚大，像茶叶就堆满七间大殿。”

    “易培基督促李宗侗将故宫所藏的贵重皮货药材等，先后三次作价处理物品。所得款项补充经费之不足，修建受益至今的文物库房，包括后来的文物南迁，也受益于这笔款子。”

    “这不是好事吗？”鲁善工听完有些迷惑，问道：“后来发生什么？”

    “哎，说来话长！”耿宝昌喝口茶，继续道：“坏就坏在李宗侗为贪图小利，私自受回扣，授人以柄，不但成为他枉法营私的罪名之一，还很快就牵扯到院长易培基。”

    “一波未平一波又起，当时马上就职于故宫的张继及其妻子崔振华，开始控告易培基盗卖古物，说他刚当上院长就要执意变卖故宫物品，是窃取国宝的大盗，消息传开后舆论哗然。”